自然之道 明清之际朱之瑜提出的命题。他反对理学家“道在器先”的玄虚之“道”，提出“道无空名”，“道”是明明白白、平平常常的“现前道理”（《答安东守约书》）。认为“道”既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也是人事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自然之道”主要体现在治理社会的“习行实践”中，“圣贤要道，止在彝伦日用，彼厌平淡而务空虚玄远者，下者心至颠蹶，上者亦终身沦丧已尔，究竟必无所益”（《朱舜水集》卷十九）因此“圣贤之学，行之而必至，为之则必成”（《朱舜水集》卷七）。认为“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朱舜水集》卷十九），这种“实功”、“实用”就体现在“日用”、“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世之学圣人者，视圣人太高，而求圣人太精，一切皆出于自然，而毫无勉强”（《勿斋记》），即“道之至极者不在于生知安行，而偏在于学知利行”（同上）。他极力驳斥那些“虚张架势，空驰高远”的道学家们的空谈，指出“自然之道”，也就是“在于近里看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处纯弄虚脾，捕风捉影”（《与奥村庸礼书》）。他提倡“实理实学”、“学贵有用”、“学贵实行”，认为：“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答野节问》）从哲学上反对脱离实际“捕风捉影”的学问，坚持“实理实学”、“彝伦日用”的“有实功、有实用”、“一切皆出于自然”的道理。
理从欲见 明清之际陈确的理欲观。他把“欲”解释为人的“生机之自然”，把“理”视为“欲”之“无过不及”（《瞽言四》），坚持天理与人欲的统一。认为欲求是每一个拥有血肉之躯的人存在的必然表现之一，人人固有，“真无欲者，除是死人。”（《瞽言四》）即便圣人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无欲无求，“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同上），圣、凡一心同欲。指出人欲不是罪恶的渊薮，而是“百善皆从此生”。人欲无法消灭，也不能消灭，理学家宣扬的“无欲”、“灭欲”说是不能成立的。反对“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观点，认为“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天理中亦有人欲”（同上）。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不合理，只有人欲流行的恰到好处，“不绝欲，亦不从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