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剧情片《无问西东》上映，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的清华学生一路挣扎、探寻自我的故事，片中有一段对白让人记忆犹新。
一名学生在择业时很迷茫，便向老师求教，这位老师道出了肺腑之言：
“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之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什么是真实？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闻听此言，学生恍然醒悟，不断追索，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位传薪火者便是学比渊澄、道同岳峙的老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清华的教育事业中，凭借过人的才气、纯正的和气和浩然的正气，展现了一位大家深远的识见和宽广的胸襟，赢得了世人的敬仰。
治校大师有才气
1889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虽然家道中落，但他中过秀才的父亲却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
15岁时，他考入南开中学，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直隶高等学堂，次年被录取为首批庚款留学生。
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他历任清华的教员、物理学教授等。
当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云起，清华的三位校长均被学生赶走。
为了平定混乱不堪的局面，国民政府委派梅贻琦担任校长一职。
1931年，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喊出了永世传诵的至理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认为，一个好的大学，离开了好的教授，是万万不行的。
这番话言简意赅却掷地有声，也展露了他在教育上的非凡见识。
他留美经年，洞悉大学办学方略，力行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方针，之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校自由民主的氛围与日俱增。
正所谓“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
他亲自挑选老师，不看学历，只看能力，招揽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授。
比如资历浅、学历低的华罗庚被破格录用，终成一代数学大师；布衣出身的陈寅恪被委以重任，跻身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另外，他主张通识教育，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此，他要求翻修校舍，增设种类丰富的体育课等，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日渐高涨。
在他来后，暴风骤雨的人事更迭再也没有发生过。
靠着对他人的和气与谦逊，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重和信服。
他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让清华大师云集，标新立异的改革方案让教学模式面貌一新，清华大学迎来黄金时代，且名扬海内外。
安稳的日子仅仅延续了六年，日寇的铁蹄就踏碎了国民的太平梦。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摇撼，薄海同惊，北大、清华和私立南开大学被卷入政治的风浪之中，受尽日本侵略者的蹂躏。
广袤的天地间，却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其哀哉！
万般无奈之际，为了保存中国教育的火种，三所学校不得不一起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内多数事宜由梅贻琦主持。
在战火纷飞中，联大多次被炮弹击中，校舍满目疮痍，他亲自督导，清理修缮工作终于在开学前圆满完成。
纵然窗外硝烟弥漫、炮声呼啸，茅屋陋室里依然弦歌不辍，“铮铮然若不屈之声”。
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
有这样的校长坐镇，有这样的精神引导，学习之路再难又有何惧？
也正因为此，这座仅仅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硕果累累，熠熠生辉，培养出了世界级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百位人文大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欧美有人盛赞：“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
不用说，清华大学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声名鹊起。
梅贻琦的治校之才，实为瞩目。
在风云乱世，他不仅让清华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还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寡言君子有和气
《论语》中讲到，“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
性格刚毅、言语谨慎的人，往往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他们为人谦和，待人真诚。
而在清华，梅贻琦就是这样的人。
担任校长后，在教授们讨论学校要务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只是淡淡地答：“吾从众”。
他还调侃道，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寥寥数言，尽显大家的风范和胸襟。
他不鼓励学生参与政治，但非常理解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以当学生们游行时，他一言不发。
但若是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第一时间前去保释。
他对学生如此，对老师亦然。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力量式微，渐失民心，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异常活跃。
见此情景，国民党大员要求梅贻琦“管一管”校内的活跃分子。
可他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应该根据任何党派的意愿去“管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
纵然有些教授发表反政府反领袖的言论，他也从不干涉，且一如既往地平和相待，所以自始至终无一人被解职。
凡此种种，一向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梅贻琦以超乎常人的冷静维持着学校的稳定局面，也同时全力护佑师生们的人身安全。
他寡言少语，不是因为没有主见，也不是因为佯装严肃，而是言行有尺度、为人有分寸。遇到大事急事时，他总能妥善处理。
在他的感召下，全校一团和气，上下悦服。
鉴于梅贻琦不爱说话，学生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时隔多年后，再回头看，梅贻琦的确是一位智者。
因为他的每一次踟蹰的背后都是深思熟虑的考量，每一次沉默的背后都是缜密周全的斟酌。
曾经，梅贻琦把“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定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他看来，行胜于言，行成于思。事实上，这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原则。
《围炉夜话》有言，“和气迎人，平情应物。抚心希古，藏器待时。”
一个人，心平气和地为人处世，自然也会事事顺遂。
梅贻琦愁而不言，苦而不语，一直宽厚温良，从无怨怼，处理问题不偏不倚，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好口碑，也营造了清华数年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文环境，推动清华迈向了新的高度。
清贫之人有正气
古有联书曰：“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
一个人若是到了与世无争和无欲无求的境界，他必定是品行高洁之人。
在波谲云诡的战势下，西南联大的每个人都在想办法讨生活，而身为堂堂名校之长的梅贻琦也在其列。
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一次，上课铃声响了很久，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们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老师的身影。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梅贻琦一边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一边满是歉意地解释：“对不起各位，我帮夫人看铺子，来晚了。”
学生们闻听此言，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生出无限的敬佩之情。
原来，梅贻琦一向正直清廉，即便是当了校长也从不觊觎一分一毫。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昆明的艰危岁月里，他带头勤俭节约，取消校长特权，不用学校配的车子，辞掉学校安排的家庭帮工，拒绝领取学校派发的米、面、煤等日常供应。
为了补贴家用，他出身名门且是大家闺秀的妻子开了个糕点铺。
偶尔妻子有事走开，梅贻琦会帮忙看店，这才出现了刚才的一幕。
身居高位的清华校长屈尊守摊，足见其气度和格局非常人能及。事后，他被后人戏称“摆摊界最高学历的存在”。
他的心中装的是艰难竭蹶的西南联大，是聊以卒岁的全体同仁，唯独没有自己和家人。
1949年，梅贻琦赴美管理庚款基金，几年后由美返台，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因为工资微薄，妻子只能在美国节俭度日，在衣帽间做工，在首饰店卖货，尝尽了辛酸，吃尽了苦头。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穷”，他随身携带的皮包里装着很多人艳羡不已的庚子赔款。
即便被人骂作“守财奴”，他也不肯将这笔款挪用在办学之外的其他事宜上。
谁会想到，在罹患重病后，他吃不起药，住不起院，还是由清华校友们出面募捐才一解燃眉之急。
1962年，梅贻琦薪火传尽，溘然长逝。
那只皮包终于被打开了，里面安放的是他担任清华校长以来的所有庚款账目。
每一笔都清清爽爽，分毫不差，在场的人们见此情景，无一不潸然泪下。
这个毕生为了清华的人一生正气，一世清白，有着苦行僧一般的坚韧和自律。
令人感叹的是，梅贻琦没有振聋发聩的传世文典，没有享誉世界的学术著作，却有着一颗至真至诚的心。
后人为他撰写悼文：“粹然君子，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虽然两袖清风乘鹤去，却有一身正气留人间。
1940年，梅贻琦曾在会上发言：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北到南，他受任于混沌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一己单薄身躯力扛千钧重任，同全校师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烽火连天没有吓倒他的决心，山河破碎没有击退他的勇气，他倾尽心力，带领学校一步步从迷茫走向辉煌，在连连战乱中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正是因为他曾与清华同风雨共进退，清华才得以稳健发展，直至誉满天下，所以说他居功至伟。
清华成就了他的梦想，他成就了清华的荣光。
只是，百年清华今犹在，校长梅贻琦的先生之风却已成为绝响。
他在清寂的世界中执着地坚守了几十年，写就了一个动荡时代的斯文，成为了一所盛世名校的灵魂，留下了一位无私学者的风骨，践行了一名谦谦君子的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