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
他是持续并跨界的写作者，他是严肃且深邃的思考者，他是低调而谦逊的讲述者。他的著述不算高产却获奖无数，他的剧作公演时一度万人空巷，他的散文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解说词出自他手，他创下发行1200多万册的成绩并有15种文字译本，我们甚至会在徐克导演的经典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的编剧中，看到他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仍然有些不熟悉他——苏叔阳。
早年历练
写作，让苏叔阳收获了许多赞誉，他家的书橱里错落摆放着各种奖章，有联合国颁发的艺术贡献特别奖，中国的华表奖、文华奖、金鸡奖等。他曾说，荣誉并不是他写作的动力，本心才是。
苏叔阳1938年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爱国进步商人，有文化，有正义感，曾任河北省工商联合会副主席，是河北省民主建国会领导人之一。父亲毕业于辅仁大学，后成为中国西北石油管理总局总工程师，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副队长，并参与创建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母亲接受过学校教育，有着很强的独立自主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中，苏叔阳自幼接受长辈的传统教育，修习书法，阅读古典文学。
但1953年祖父去世后，家庭一度败落，是母亲一手支撑着整个家庭，含辛茹苦。
生活的苦难并没有磨灭苏叔阳心中的天真与浪漫。他形容自己这一代人对俄罗斯文学爱得发狂，读普希金、莱蒙托夫长大，青年时代向往白桦林、大草原、青春似火的少女、静静的顿河，憧憬着为了理想奋斗一生，“骨子里有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苏叔阳的文学初恋是诗歌，他曾经回忆中学时期的少作——
一块陨石，
在地下暗泣，
悲伤它失去的青春和活力，
带着响彻天穹的呼啸，
火红的它划过天际。
而今只有冷漠的呼唤，
得不到一丝回音。
以及——
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到浮沉的天海遨游，
或者携根枯藤的手杖，
步行到那宇宙的尽头。
苏叔阳心仪的另一种文类是戏剧，这一综合性文类恰能较好地平衡叙事与抒情，消化了相当一批时代青年的创作冲动。大学毕业前后，苏叔阳已写了数个剧本，并排演过其中一个。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叔阳未能躲过历史风潮，创作之路暂时中断。
直到1972年，苏叔阳才重拾创作之笔，写儿童歌曲歌词，写诗，写剧本。1974年，因剧本《战马驰骋》，他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借调至北影厂，并到各地体验生活。在此过程中，其成名作《丹心谱》也开始慢慢酝酿。
早年的教学和创作经历，为苏叔阳后来的写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佳作不断
1978年，苏叔阳发表了话剧剧本《丹心谱》，剧本上演之后一炮而红，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这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剧的发表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点”，“第一批突破禁区的剧作之一”。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丹心谱》当然是新时期之初文坛主旋律的体现，虽然，《丹心谱》剧本的叙述模式只能是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作者的个人风格在这样的时代共鸣的主题、题材和模式之下难以彰显，但剧本的演出依然大获成功，在当时的剧场与社会环境中，台上台下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具有着时代的特殊性。
有了《丹心谱》的成功，苏叔阳正式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在此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佳作问世，而且不局限在一个领域。
话剧方面，苏叔阳陆续发表了《金水桥畔》（1979）、《左邻右舍》（1980）、《家庭大事》（1982）、《灵魂的审判》（1984）、《太平湖》（1986）、《萨尔茨堡的雨伞》（1988）、《飞蛾》（1993）、《月光》（2000）等。《左邻右舍》被认为是苏叔阳的风格成熟之作，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剧本奖。
除短篇小说之外，苏叔阳还于1984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土》，当年即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
在诗歌创作上，苏叔阳出版过诗集《关于爱》（1984）、《等待》（2000）、长诗《世纪之歌》（1997）等。另外，他还广泛涉猎歌词、曲艺、散文随笔、评论等多种文类，以及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的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1982）。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苏叔阳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
传承京味
苏叔阳无疑是“把老舍的血液输入新时期文学的最力者之一”。
在《左邻右舍》《夕照街》等剧本中，苏叔阳借鉴了老舍《茶馆》的谋篇技巧，以一个固定空间为核心，贯串起来来往往的不同人物。
苏叔阳为人谦逊低调，他致敬前辈，却无超越之野心，便无过多焦虑。只是兢兢业业，作为时间之流中的一木一石，为北京这座文学之城添砖加瓦，略尽绵薄。
人民文艺
地方性固然是苏叔阳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却绝不是唯一因素。他曾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第二，写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灵”。但这一貌似低调的姿态实际上有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触及了文艺的根本，也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文学家身上的宝贵品质。
正如苏叔阳所私淑的老舍的最重要身份——“人民艺术家”，我相信这也是他心目中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标准，有了这个初心，纵然文学时尚日新月异，仍能江流石不转，以不变应万变。
中国故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叔阳在文学创作上的声势，似乎不如此前引人注目了，除了时代变迁需要创作上的调整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身体状况。
1994年，苏叔阳被查出肾癌，2001年又查出肺癌。他真诚分享过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许多患上癌症的病人一样，最初他不愿接受现实，脑袋里总想——为什么患癌的人是我？想通之后，他配合医生的手术，1994年5月，切除了右肾。
术后的恢复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苏叔阳不断自我鼓励，他学会了把病当朋友看，每次去医院，说“看老朋友去咯”。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良好心态可去癌，乐观情绪能去病，戒烟限酒少烦恼，心胸开阔得宁静”。
陷入身体和情绪上的低谷是人之常情，但苏叔阳总是以乐观、坚强的个性挺了过来，继续笔耕不辍，患病后的他仍然写出了200多万字的文章，并给自己开出了一条新路。
苏叔阳曾说：“创作的路是我自己选定的，不管我多么衰弱，只要生命的烛火还在燃烧，我就会走，哪怕是爬行，也要在这路上挣扎。”写作时，他总提醒自己，“作家是精神界的医生，要医治人的心病”。
苏叔阳早年的教学研究经历，使他一直具有一种学者气质。这些思考沉潜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下，此时终于厚积薄发。
事情的契机是199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苏叔阳为青少年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其实这样的普及读物并不容易写，非大家手笔不能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书出版后，他曾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具有悲壮色彩的创作”。
苏叔阳的苦心没有白费，这本题为《我们的母亲叫中国》（1994）的书，以思想家、史学家的眼光，以文学家的笔法写成，激情洋溢，文采飞扬，得到广泛认可，因此获得第4届“五个一”工程奖、第9届儿童文学奖、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并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有了这个基础，数年后由中宣部委托苏叔阳创作《中国读本》（1998）也就顺理成章了。此书以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扼要介绍了中国的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发明创造、科技典藏、哲学思想、经济影响、艺术成就、生活习俗等内容，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以小见大，是举重若轻的大手笔。
但是，《中国读本》的成功并非一马平川，出版之后曾受到好几年“冷遇”，直到2004年后才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最为成功的一本，累计发行量高达1200多万册，被翻译成15种文字。
苏叔阳2008年创作的《西藏读本》则是生逢其时，这部作品无疑也是化解西方对西藏的歪曲和误解的重要作品。2013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美德读本》。
有人说，苏叔阳的读本系列已经形成一种“苏式读本体”，但实际上，这一读本系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故事的一种讲述方式，在中国的硬实力逐步上升之后，文化软实力更是作为国力昌盛的重要指标。
在本文回顾过程中，我们时时能感受到苏叔阳先生的一颗丹心，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谱写春秋。就在本文行将完稿之际，我们惊闻先生仙去的噩耗，海天无言，青山默默，唯愿苏老一路走好。
苏先生，在大家心中，你的离去，只是驾着一叶扁舟，“到浮沉的天海遨游”。一路平安！盼您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