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身陷别国囹圄，却有举国之兵来救，他曾刺杀君主，却被君主尊为仲父，他曾受命于国衰，却让齐国雄霸一方，他就是中国改革第一人——管仲。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齐国宰相，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更是一名改革家，在他的一系列改变与革新举措下，百姓富庶、兵强马壮、国势强盛，更让自己的君主齐恒公高居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改革的第一人，是因为他率先让人民先富起来了。他深知齐桓公称霸诸侯的野心，但是此时由于内乱，国库已经空虚，国民经济衰败，再起兵事，只会劳民伤财，所以管仲接任宰相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大兴实体经济，让国民富足，之后才是助齐桓公图谋霸业。
管仲的经济改革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直白的意思是滋养民众，让贫困的百姓也有收入。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富了，国家就富了，所以在农业上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还规定了看年成丰歉情况来相应的“衰征”政策。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压力减轻了不小，大家务农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继而大力促进农业生产。
在此基础上，农商齐兴。管仲结合齐国实际，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商业政策是“官山海”——推行盐铁国有专卖制度。在销售方面，政府运用轻重之术（主要是利用市场供求和价格规律的办法）来控制其价格。
管仲的实体改革，确实深受百姓们欢迎，让国民逐渐奔向了“小康”，使得齐国经济在列国中犹如一匹黑马。
管仲是法家代表，那在治国改革上，也主张法治。他指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先前之所以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也是为了人民守法、国家安定，而且他的法治也非常有特色，后世影响颇深。
首先在立法上，与商鞅铁面严苛的法治不同，管仲处处体现民本思想，他认为善待民众，是君主成就霸业的必备，还有立法权必须是君主一人独揽，以提高君主在百姓中的威信。管仲的立法不是用来约束人民、保证统治大权的，而是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只有人民富裕了，礼法才能得到更好的遵守。所以，管仲的立法虽由君主制定，但却对人民物质利益加以保护，以此来鼓励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终极目的还是要富强国家综合实力。
在执法上是严格执行，管仲提出执法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包括君主，指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因私利来破坏法、妨碍法律的执行。在司法方面，要求实体公平，程序上要公正，让百姓信服，服从法律的制约，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在守法上，管仲要求以身作则，虽然法由君主制定，但也要守法，还废除了“刑有等级”“刑不上大夫”的刑法观。为了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守法，管仲指出要制定圣人之法，追溯到法律的起源，以此来树立法律权威，保障国家安定和百姓安居。
由于正处在周天子虚管、实则诸侯称霸的外交局面，因此，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简单解释为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后世君主在使用这一外交方法时，已被意为针对外族入侵时，结成民族统一战线。
通过经济、法律、内政等多方面改革，齐国已经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但并没有“肆意妄为”，甚至推翻周王朝，相反则是极力维护它，即“尊王”，公元前 655 年，周惠王想另立太子，齐桓公集结诸侯国君商议，但郑文公没有赴会，次年，齐国就率联军讨伐了郑国。之后，齐恒公还带头与继位的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如此，齐桓公在各国中建立了“忠臣”的威信，且只要遇到侵犯周王室的事，齐恒公都会事必躬亲、及时解决，其他诸侯也无异议，无形中确立了大国地位。
以上都是国家的事，和平第一，但是对于长城以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则采取强势回击的外交战术，即为“攘夷”。齐恒公在管仲的建议下，多次打退狄人和楚人的侵扰，无论是进犯中原哪个诸侯国，齐国都帮忙出兵，打退后还帮人家建新都，以防进犯，似乎有点多管闲事，但无利不起早，齐国也赢得了诸侯国们的信任，推崇备至。
面对复杂的外交情况，管仲为君王提供了机智的应对政策，事实证明，确实行之有效，齐恒公实现了大展宏图的霸业。同时，管仲的外交策略也保护了中原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