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六义”并称，《周礼·春官·大师》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道：“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成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是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法。
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按照朱熹的解释，“赋”就是陈述、铺陈的意思。这种表现手法多见于《颂》和《大雅》，主要用于记述历史事件，以此来赞美君主及其他皇室成员的伟绩和美德。如《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赞颂文王之母的贤淑美德，同时彪炳文王的功业。又如《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这里描述了武王伐纣的宏大场面，赞美了武王的辉煌武功。这种铺陈的手法并不只限于此，《国风》的某些篇章，如《七月》、《氓》、《溱洧》等对此也有所运用。
“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国风》中有许多篇章大量运用了这种手法，《魏风·硕鼠》大概是最有名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用偷食谷物的大老鼠来比喻贪得无厌的统治者，巧妙生动地谴责其不劳而获的无耻行径，进而抒发追求自由平等生活的理想。《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用桑树由茂盛到凋落来比喻女主人公自从嫁到夫家之后，操持家务日渐衰老，感叹青春流逝，朱颜不再。
“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真正对象和内容，也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彼。“兴”和诗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二者在形式或类别上可能存在某些关联。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表达的是对新婚夫妇的祝福，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妖艳妩媚的桃花联想到貌美如花的新娘。又如《蒹葭》，抒发对心爱姑娘的爱慕和相思之情，每小节都以“蒹葭”和“白露”起兴，先描写带露的蒹葭的繁茂和青亮翠绿，使之与自己所爱慕的姑娘的美好产生关联。再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由伐檀的坎坎之声以及河水的清澈触动情感，使人联想到伐木者艰辛的劳动，从而为质问谴责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做了铺垫。
赋、比、兴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使诗中刻画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抒发的情感更加真挚感人，从而增强了诗的韵味和感染力。赋、比、兴也因此成为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此外，章句的灵活运用也构成《诗经》的一大艺术特点。《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手法在《国风》及《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只相对应地变换几个字，如《周南·关雎》;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如《周南·关雎》。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点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强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法，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潇潇”、“胶胶”都是叠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不仅准确逼真地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而且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表达出细腻曲折的思想感情。
《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诗，比较齐整，这是诗歌发展的早期形式。虽然主要采用四字句和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时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到八字一句的形式，偶尔也有一字句和九字句。这种长短不一的句式，灵活自由富于变化，读起来节奏自然，避免了单调，同时也使得创作者能够根据表达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句式，有益于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修辞造句的方法，语言运用的技巧以及生动的表现手法，构成了《诗经》突出的艺术特色，对后代的诗人有很大的影响。刘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文心雕龙·物色》）这段话肯定了《诗经》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