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年－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客家人。出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今属梅州市）。清朝军事家，政治家，洋务运动主要人物。他在政务之余，悉心读书，尤酷爱搜聚典籍，是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辑有《持静斋书目》。工书法，所存多为手札，皆自然高雅。他自己还曾组织人员翻译法人所绘著的中越边境地图和说明，以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1882年（光绪八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揭阳家中。
生平轶事
交往不徇私
丁日昌在新亨镇有一故交，名叫陈鸿吉。在镇北黄藤巷开设一间“鸿吉香铺”。丁大人不论是下乡察访，或是往返汤坑老家，顺路经过香铺时，经常进铺谈叙。而鸿吉老逢上城，也必到沟角丁公馆拜谒丁大人，两人过从甚密。有一次，丁大人驾临鸿吉香铺，鸿吉叹气对他说：“大人，我有一笔数千元巨款，被人拖欠多年，至今无法收回，你看怎么办？”丁大人答道：“俗云‘赊时桃结义，讨时三请孔明’。如是富有存心赖账者，还须耐心催讨：倘若贫穷而无法还债者，则应谅情减赦，切莫迫人太甚”。说罢，先自而去。
那知自此之后，丁大入经过铺前时，再也不曾停轿小叙了。鸿吉老甚为疑虑，不知因何得罪了他。有一日，鸿吉老专程往丁府询问此事。丁大人问答说：“故交何错之有？只不过丁某平生最忌亲友借我之名，仗我权势向人讨钱索债。当时你对我谈及被人欠债一事之后，我恐人家怕我为你出头讨债，故而暂不到你铺谈叙，以避其嫌，非有别意，请莫胡乱疑猜！”鸿吉老闻之如梦初醒，钦佩丁大人不肯仗势欺人。
究治主考官
有一年，潮州府开科考取秀才，揭阳十多名县批儒生前往赴试。
此科主考官，是个依靠后台提拔晋升的举子，这次携带妻室抵潮，住在考场禁区的驿馆里。
驿馆里面的花园，有一个荷塘，丹叶含苞待放，塘水清碧，主考官的夫人被迷住了，经常偷偷来此池洗澡。
一日午后，她正在荷塘半裸畅浴之际，猛听得近处楼房传来男人嘻笑之声，不觉大吃一惊，以为被人窥见，慌忙穿好外套，赶回馆中。她越想越觉得羞恼，便将此事悄悄告诉丈夫。主考官一听大怒，觉得是个奇耻大辱。经现场观察，此楼却是揭阳考生的住处，他本想训责诸生一顿，但恐张场出去，自家出乖露丑，更为不美。这口气怎么出呢？主考官决计来个暗地报复。
结果，揭阳诸生的考卷在他故意压制下，无一中榜。他们又疑又气，但却没奈他何。大家商量结果，只有请求丁大人做主。
丁大人刚获悉揭阳诸生全都落第消息，又接到诸生愤懑不服的投诉，不免感到诧异。便对诸生进行面试，发现其中有不少博学之士，断定事有跷蹊。暗忖这国家选拔贤才之大事，身受高官厚禄，焉能忽视。于是，先劝诸生再发愤攻读，长进有期。然后打点抵潮访察，究明真相。
丁大人一到府城，即将来意示谕知府，请主考官相见。
客厅之中，彼此礼毕。丁大人开门见山地追问揭阳考生全数落第的缘故。主考官忙禀告：“巡抚大人，只因揭邑诸生文章粗俗，不堪录取，万望老大人见谅！”“如此，老夫意借阅此科考卷，不知可否？”主者官闻言大惊，暗想：分明老丁专程来摸底，倘被察出隐情，套上个存私舞弊的罪名，那还了得！倒不如趁早先告状，或可博得谅情赦罪。想罢，翻身拜倒在地，哭丧着脸，连呼：“大人赦罪，卑职该死！”接着供出为何对揭阳诸生施行报复的因由，然后又哀求丁大人严究诸生违法悖礼，败德丧行之罪。
丁大人听罢，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沉思片刻说：“真有此事，诸生着实可恶，定当重责不饶”。
事后，丁大人修书报省，省令府官仔细查办，不得有丝亳庇护。查究结果，揭阳诸生在楼上谈笑时，并无开窗远望，座中有别县的考生为证。而主考官偏信妇人之言，随意作弊压才，蔑视科举之罪，终于受到惩罚。
潮州教案
1857年12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英法联军发动了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首先攻占广州，接着进攻大沽、天津，扬言要进占北平。清政府求和，美、俄两国假意调解，结果，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按照条约规定，汕头被开放为通商口岸。1860年7月，英国领事坚佐治到达汕头后，为了扩大其商业网，加强对潮汕地区的控制，借口条约中汕头属于潮州府这句活，频频要求进入潮州城，均遭潮州绅民坚決反对。当时潮州绅民对英领事要求进城“议论纷纭，编标揭帖”表示反对。1861年6月19日，坚佐治从汕头乘小轮船沿韩江上行，20日到达大浩乡。当时的惠潮嘉道丘景湘准备派员备轿迎接，绅民闻知，痛骂官吏，声言“有将外夷斩首者即许赏银”。又将这次准备为英国领事作翻译人员的父亲的房屋货物捣毀，丘景湘不得已照会英领事停止入城。英领事狼狈退回汕头。9月，当英领事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再次来到潮州城时，“突有数百人抛掷瓦砾，蜂拥鼓噪，势不可遏，该领事即时退出。”1865年11月1日，坚佐治再要求清廷派员引带入城，又引起绅民的反对。他们组织群众将出城迎接英领事的官员衙署拆毁，并大张揭贴，商人同时罢市。11月4日，惠潮嘉道怕造成事端，只得将原来声称要在潮州住一个月的坚佐治强行抬出潮州城。英领事多入潮受阻，英政府对此极为不满，于1866年2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解决履行条约进潮州城问题。总署奏请清廷饬派“籍隶潮州”，熟悉“潮人情性”的丁日昌赴广东协助办理潮州教案。
丁日昌对潮城和潮民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他分析了潮人抗拒英人入城是因为有“惜虚声”、“俱实祸”的心理，因为潮汕绅士一开始对外国侵略中国就持反对态度，他们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吓唬、抵制侵略者。现在清政府又准许英领事进城，他们惧怕洋入一旦进城，对他们进行报复。丁日昌肯定潮民反对英人入城，是“公忠”，但这种行为对“大局则多窒碍”，因为清廷既已签约，就应遵守条约，让英人按条约规定入城。潮民若再反对，则是违背条约，“彼遵约而我背之，则屈不再彼而在我”。他又根据自己办洋务时所掌握的洋人习性和以往办教案的经验，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一、立威宜留有余地，规定英人入城时，两广总督不能亲临潮州城去威胁绅民，强迫他们同意英人进城，只许驻在附近县邑。同时要抚恤难民，使洋人“知不能逞志于百姓者，固非大吏所能迫勒”，也可以杜其处处要胁自动之念。实际是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付洋人。二、劝谕宜曲通民志，派曾任潮属素得民心的官员前往潮州，好言抚慰绅民。告诉他们“拔剑挺身”抗击英人“无益时局”，必须“卧薪尝胆”，“留为后图”。同时采取减厘捐之税，让百姓得到一点好处，实际是缓解人民群众愤怒情绪。三、利用德才兼备的绅士，在群众中做瓦解说服工作。查潮州绅士中之守正不阿者，类多闭户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号召闾阎，唯诺众口者，率皆才胜于德，似宜因势利导，据之过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
丁氏解决潮州教案的三点办法上报清廷同意后，即发上谕，命广东省大吏按丁氏建议各节进行。可以看出，丁氏是用调停的态度和均衡的方法来解决此案的。正如事后参与办理此案的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瑞麟与新任广东巡抚将益沣向清廷回奏报道：“此次洋人入城，无须臣等稍褒威重，得以迅速安协。皆不出丁日昌条奏意料之内”。
挽陈省三
撒手竞何之，念半生诗酒误人，再世莫留才子气；
一棺今已矣，剩八口妻孥累我，重泉忍负故交心。
此联为丁日昌挽揭阳榕城陈省三之作。
陈省三为榕城人，名登榜，字祚隆，号省三、升三。邑庠生，随父陈瑞芝至广西梧州府，以军功赏戴蓝翎。约于咸丰八年去世，年41岁。擅诗，有《鸿雪轩诗存》，诗宗李义山。与丁日昌、许希逸等均为诗友。
丁日昌于道光二十三年补廪生之后，即自丰顺往返于潮州、揭阳、惠来等地，在揭阳榕城时居住于梅林巷内，偶为朋侪代拟案牍，意精词练，其才华学识为陈省三所折服，故陈不仅时济其困，并到处为之游扬说项，因是丁之声誉蔚起，潮人几无不知者。丁对陈的诗情也甚推服，赠陈诗有“世少风流谁把臂，天教福慧快挥毫；酒如无癖何妨饮，才到能狂始是豪”之句。后来陈瑞芝死于佛山，陈省三死于梧州，家道中落。当省三谢世家奠时，丁除送厚赙致祭外，复奉匾幛一方曰“故旧还遗”，并挽前联。此后丁对省三之孀孤生活，因实践其“不遗”之言，长期予賙济。后来，丁日昌又将陈氏父子葬于普宁南岩。观丁氏一生，固于临民治政忠忱耿耿，于乡人戚友之情谊也殊笃挚。其挽省三之联，语虽浅白，而情真意深，动人心弦。
丰功伟绩
实业方面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丁日昌上密禀，主张设厂造船，鼓励华商购买轮船经营运输，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示允丁主持办理。年底，他购入苏州河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开始制造开花炮。其后又将上海两炮局并入，1865年(同治四年)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任总办。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军事工厂，是首次引进西方先进生产设备，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企业。
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在他的主持下，开始架设由旗后(今高雄)经台南至安平，长95里的电报线。这是中国人民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他的支持下，筹备已久的基隆煤矿也顺利投产。
外交方面
丁日昌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在他的主持下，开始架设由旗后(今高雄)经台南至安平，长95里的电报线。这是中国人民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他的支持下，筹备已久的基隆煤矿也顺利投产。
内政方面
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他就职后主持对全省候补官员进行考试，择优补缺。并针对大户不交漕粮，小户负担过重及书吏差役蒙混浮收等弊端，新订《江北钱漕章程》16条，又发出通告，裁免节寿、门包、到任礼等陋规。
丁日昌行文取谛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接着，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他将各房旧案，调入卧室，十年游幕的阅历使他对种种积弊深有所知，因而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审案件传讯被告时，他只发一张传票，限派一名差役前往，并根据路程远近当面给予差役所需盘费，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每逢在县内大堂公开审案前，他先将百姓呈状悉心详阅，做到胸有成竹，当坐堂之时，他能迅得虚实，提高结案效率。由于他“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衙中积案迅速递减。故初至时状纸在百纸以外，稍后减至四五十纸。一月之后，不过二三十纸而已。对于诬告者，他必弄个水落石出，不法之徒和贪官劣绅闻其名而生畏。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得以复苏。 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教育方面
丁日昌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雅好藏书，为官之余，搜罗古刻善本，不遗余力。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正在江苏任职，江浙一带藏书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获近4万卷。任上海道时，收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旧本和普通本几万卷，为此，曾与陆心源有过文字过节，陆氏称其有强取豪夺之嫌。1863年，收得长洲顾湘舟精椠善刻，数年之内，藏书之富称雄一时。数年之内，又购得黄丕烈所藏的宋椠书数种，其中宋刻本多达10余种，以北宋本《仪礼郑注》为其“经籍之冠“，藏书之富称雄一时。藏书楼名“实事求是斋”，后改名为“百兰山馆”，又命名为“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藏书共10余万卷，当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延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江标等学者为他整理校勘。
编有《持静斋书目》5卷，收录宋本55种，元刊46种。另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著录图书3万余卷，善本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由莫友芝代编并作序。因藏书管理不善，在晚年，藏书即开始散佚，去世后20余年，所藏书多由北京、上海书贾购去，部分归于李经迈、刘体智、顺德李文田、广州莫伯骥等藏书家手中。著有《抚吴公牍》、《保甲书辑要》、《百兰山馆诗》、《奏稿》、《五洲政要通考》、《百将图传》、《巡沪政书》、《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古今体诗》，重编《牧令书辑要》等。
军事方面
丁日昌为江南制造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中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
1867年(同治六年)初，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在他认为中国的海防“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艘，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
1868年(同治七年)初，丁日昌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体制方面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幕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中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卷五)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
在改革陆军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如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历史评价
丁日昌生活在一个动乱与变革的时代。纵观他的一生，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强兵御侮。他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可谓是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在那个时代，他的许多见解是精辟的，超前的。他的许多主张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对中国国防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