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最重要的大师。他研究陆九渊、朱熹的理学，强调心外无理，知行合一，提倡从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理”，提倡“致良知”、杀“心中贼”，建立起一整套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他倡导的学说称为“王学"或“心学”。
阳明洞攻读“理学”
朱熹死后300 年左右,中国进入明朝中叶。那会儿,又出了一位奇人,叫王守仁。他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因为他曾经在故乡余姚的阳明洞天结庐攻读程朱“理学”，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所以,后人尊称他为阳明先生。
和朱熹一样,王守仁出身在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父亲还考中过状元。
明朝时候,程朱的那套理学被奉为儒家的正统,王守仁当然也用心攻读过。他秉承了陆九渊的学说，但并不满意陆九渊对“心即理”说所作的解释——陆九渊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还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法，他认为,事理无穷无尽,大至天地,小至一草一木一昆虫，都蕴含着深奥的道理,要一件件去“格物”，才能豁然贯通,明白那个“天理”。但这样做起来则未免太烦累了。所以,他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因为“理”全在人“心”，“心”之外全无“理”。换句话说，“心”就是“理”。
王守仁是个爱动脑子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前人的理论,在研读程朱理学的基础上,跨出了自己的步子,去探求“格物”、“心学”和“天理”。但照王守仁的说法,万事万物都是人的思想、精神的产物；天下没有什么“心”外的事、“心”外的理。这就不免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深潭。
竹林下琢磨“格物”
王守仁觉得，只是读书，不试着去做，就不能搞懂“格物”的意义和方法。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知道”。
王守仁21岁那年,跟随父亲住在北京。他看见院子里有许多竹子,就和一位姓钱的朋友,做起朱熹说的“格物”的功夫来。他要先认清这竹子的“理”，再从中搞明白那生出万物的“天理”来。
怎样“格”呢？原来就是静坐在竹子跟前,冥思苦索。他的朋友先“格”，从清早到黄昏,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紧紧地盯着竹子,思索竹子生长的道理。两天过去了,他一无所得；到第三天,终于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
王守仁认为朋友没有成功,是因为精力不足，决心不大,还得自己亲自去“格”。于是,他又坐到竹子前琢磨起来。结果,还是没“格”出竹子生长的道理。勉强坐到第七天,他也病倒了。
20来岁的王守仁,干出这样的傻事，还真有点儿弱智呢！看来,他中朱熹理学的毒真不浅。要懂得竹子生长的道理,就得去种竹子,解剖竹子，研究竹子发育生长的规律,研究土壤、水分、阳光对竹子的作用等等。光是坐在竹子前苦想,怎么能知道竹子的“理”呢?
世界上的事物,确实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和规律,人们最终总是可以认识它们的。但是，只有通过实践,亲自去变革事物,才能明白。这番道理,王阳明当时恐怕还没有懂得。可他通过“格”竹这件事，对朱熹的“理学”“格物”发生了怀疑，这才有了以后他自己的“心学”。
花树前辩说“心学”
王守仁28岁考中进士。这以后,他一边做官,一边研究学问和讲学。1506年，他34岁的时候，因弹劾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这个小地方,当个小官。他还是那么爱想问题，穷究事理。据说有一天夜里，似睡非睡中，好像有人与他说话，他忽然明白了“格物”是怎么回事。他惊醒过来，顿时懂得了一番道理。从此，他不再去琢磨朱熹的“理学”，而去努力建立自己的“心学”了。
有一次,王守仁和他的几个朋友外出游山玩水。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南镇的地方,看见漫山遍野鲜花盛开,一个朋友指着岩石缝中的花树,问王守仁：“你平常总说世上万物都在心中,天下没有心以外的事物。那么,这花树我原先没有见过,它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
王守仁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意思是，你没有看见花树的时候,心里没有花树的感觉,则花树也就不存在；你来看花,则花树的颜色就在你的心里呈现出来,这就可以知道这花树不在你的心外。他就这样,凭着对事理的悟性,用精致的语言表达了“心学”的内涵。
但关于花树的这些辩说，实在牵强不过,难怪会被后人诟病。谁都知道,在人没来看花的时候,花已经在那里了，人走了,花还在那里开着。怎么能说人不来看花,花就不存在呢？看来,王守仁的“心学”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他以自己的主观想象来决定事物的存在与否，人们便把它叫做“主观唯心主义”。
破义军难破“心贼”
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寥若晨星。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王守仁算是一个。
王守仁中进士后,进入官场,曾任兵部主事。为了朝廷和社会的安定,王守仁打过农民起义军,也打过叛乱军,打的都是大仗、硬仗。从军事上说,都是独具谋略、娴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动作,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明世宗封他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军事贡献,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明史》说，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他比肩。
他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军,转战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双手沾满了起义农民的鲜血,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从镇压农民起义中,王守仁得出了一条经验,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把农民起义军称作“山中贼”，把他们不甘忍受压迫而产生的造反念头，叫做“心中贼”。在他看来,用武力把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还比较容易做到,要想消灭农民的造反念头,可就难了。推而广之,要改变一切“人欲”，改变一切存于心中的不良念头,都是困难重重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守仁拼命宣扬“心学”，把“心学”当做破“心中贼”的武器。而封建统治者也就采纳他的这一套,用来作为麻痹人民的工具。.
“致良知”猫捉老鼠
王守仁还提出了“致良知”的千古命题。他认为,“心”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人要做到知天理,行天理,知行合一。“天理”一旦被“人欲”遮蔽，就看不见了，因而要恢复“天理”，要达到“良知”，就得除去“人欲”。所以,他号召人们起来狠杀“心中贼”，对于“人欲”，要抓住不放,紧追不舍,直至消灭为止。他把这种功夫形象地比喻为“猫捉老鼠”：“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用功,方能扫除廓清。”
他又指出,这种“猫捉老鼠”的功夫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就是“减”：“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这样减之又减，直到没有一丝“人欲”而“致良知”，那就人人皆圣贤,天下得太平了。
王守仁“致良知”的决心不可说不大，“致良知”的方式不可说不周全。他对人心如此信赖,对某些人类共通规范的自然滋长抱有如此殷切的期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不成功，“致良知”的千古命题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而已。
《传习录》传习后世
王守仁一生受了不少难,入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受过冷落,但他始终坚持治学讲学,匡时济世。他有二十余年的书院教育实践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书院教育观。
早在遭贬谪前往贵州龙场驿途中,他就曾到长沙岳麓书院讲学,吐出悠悠的诗句：“殿堂释菜礼从宜,下拜朱张息游地”，“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表达了自己对于曾在这所著名书院讲学的朱熹、张栻两位先辈大师的崇敬。
次年到达龙场驿，立即创建龙冈书院,颁发学规，“一日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他宣讲知行合一的新学说,开人心智。名闻全省后,又亲自到省城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使新学说得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他曾两次到白鹿洞书院,集门人讲学,留诗题字,遣金置田,多有建树。最后又在绍兴、余姚建稽山、阳明二书院,作为宣传、昌大其“心学”的大本营，专讲“致良知”之说，一时盛况空前，“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
阳明书院是阳明学派走向成熟的一个客观标志,表明王阳明及其弟子有志于以此为基地开拓未来。王阳明在书院的讲学内容和在此期间关于“致良知”的书信问答等,被弟子们汇编成《传习录》和《大学问》，成为他“心学”的总结。特别是《传习录》一书，上、中、下三卷,几经刻印,国内外广为流播,四百年来一直是“心学”“王学”的教科书。
王阳明一直将书院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在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思想体系。最后魂归书院,病逝于回归阳明书院的船上,只活了57岁。临死的时候,他的弟子问他有什么遗言，他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现在不少书籍文章一谈到王阳明,多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政治上又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是双料的反动。但王阳明毕竟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化大师、旷世大学问家，他的“心学”在反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束缚和启发人们大胆思想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明中叶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以及东亚地域的文化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阳明先生一生指挥的仗是否正义,他的哲学观点有多少可取之处，值得我们继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