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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生平简介 ——古典传统与时代变局间的行走者

452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4-02-19 17:11:57    

孙诒让(1848—1908), 字仲容,别号籀庼,温州瑞安人。他在经学、子学、考据学以及地方文献整理等传统学术领域造诣精深,成就斐然,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被誉为“晚清朴学后殿”“朴学大师”;面对晚清危殆时局,抱“经世致用”之愿,他以劳瘁苦志、务实力行、讲求事功的精神,走出书斋,倡言变法,兴教育,开民智,办实业,强经济,积极探索救国图强之道。

孙诒让的时代历练和一生业绩,可为我们追寻知识精英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提供丰满的分析案例。

一、潜心治学:成传统学术之大家

“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体现了孙诒让的学术史地位,也表明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朴学”一词,既指注重名物训诂考据之汉代儒生的治学方法,也指清代乾嘉考据学派。此一学派遵循“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法,形成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版本、目录等于一体的考据学,作文献的真伪辨别、讹误校勘、文字注疏以及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考证,以无征不信、不重空泛阐述为治学方法,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影响绵延至今。

孙诒让校《大戴礼记补注》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孙诒让传习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精研古籍,著书30余种。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温州经籍志》《尚书骈枝》《逸周书校补》《大戴礼记校补》《九旗古义述》《札迻》《古籀余论》《名原》《籀庼述林》《籀庼遗文》等朴学著述。《周礼正义》为其一生心力所瘁之作,是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被学界称为“清代礼学的集大成者”。《周礼》以官职纷繁、文字古奥而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孙诒让认为,“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文明之盛,莫尚于周”,《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处今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故决意为此经作新疏。他于同治十二年(1873)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光绪二十五年(1899)写定《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光绪二十九年(1903)《周礼正义》铅活字版印成,前后历时30年。

孙诒让撰《温州古甓记》(稿本)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孙诒让的学术成就,向为学界所重。康有为评《周礼正义》称:“先生于礼学至博,独步海内,与吾虽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叹服之”。梁启超评《墨子间诂》认为,“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称孙诒让为“使清学有光的朴学殿军”。章太炎认为,“海内耆硕,自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黄以周)二师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虽年逾中身,未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无第二人。”

二、扼腕时局:起百忧相寻之思虑

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诒让的生活中发生了数件于他意义重大之事。这年四月,47岁的孙诒让第八次赴京师应试未中,自此决绝远离科场;十月,其父孙衣言去世;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孙诒让痛陈“时局多艰,此后恐无复仰屋著书之日”。

孙诒让撰《古籀拾遗》(稿本)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在孙诒让的学术生涯中,其父孙衣言起有关键作用。孙衣言,道光三十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后外放历任安庆知府、江南盐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最后以太仆寺卿致仕。曾国藩为其座师、李鸿章称为同僚。孙衣言为官的同时,还是一位著述宏丰的学者。他一直将孙诒让带在身边,并因感其对文章之事有“犀悟”的秉赋和热爱,而倍加呵护培植;当时与孙衣言从容优游的著名学者和高官,也成为孙诒让治学请益的良师益友。孙诒让因此见多识广,视野开阔。孙衣言以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治学经验为依据,为孙诒让定下一生的治学门径和学问目标:“时衣言欲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通其区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经》特为精详,大抵阐明制度,穷极治本,不徒以释名辨物为事,亦非空谈经世者可比。因于四子书外,先授诒让以此经,藉为研究薛、陈诸家学术之基本。”孙诒让后来的学术成就,即从此路径中来。

父亲的去世,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原本安稳的书斋生活逐渐飘摇起来,动荡的时局越来越深地进入到孙诒让的视野、生活和思想中。西方的入侵、西学的渐进、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怀疑等时代局势,带来了当时思想界的风雷激荡。孙诒让虽一直僻居浙南一隅,因其家庭背景和自己的交游、治学经历,孙诒让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种族革命等时代风云中的领军人物和重要骨干如张之洞、李鸿章、梁启超、陈宝箴、康有为、章太炎、汪康年等人,都不同地有家族世交、个人私谊、深厚友情、知遇之恩、学术交往。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等人,一直给他邮寄书刊。孙诒让自己也积极学习新学,购有中外新学书籍2643册、订阅各种杂志刊物1400多种。故对国运局势,他都有及时和切实的了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同辈和晚辈人的新思想,在孙诒让的身边轰鸣回响。时局的发展多变而又迅猛,孙诒让眼前历历而过的,不仅有座师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有康梁诸位的维新变法,甚至还有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革命发生。

此时的孙诒让,既为岌岌可危的国运而忧心忡忡,更对自己以往的生活与学业,特别是对传统学术的价值,渐起质疑与反思之意。梁启超对孙诒让的治学成绩深表赞叹:“瑞安孙仲容治周礼、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备极精核,遂为清末第一大师,结二百余年来考证古典学之局”,但也对朴学经师的研究价值提出己见:“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肯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孙诒让也从“应时需”的角度,生发出旧学“无用”之感。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自感过去所学无用,与西学相比是“死的学问”,“诒让章句腐儒……虽少治旧学,略窥一二,而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希望自己能为维新变法、挽救国运、保种保教尽一分力。

孙诒让撰《契文举例》(稿本)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在孙诒让此时与梁、章、汪等人的通信交往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事关时局的新内容。在《答梁卓如启超论墨子书》中,孙诒让谈及自己所拟《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时说:此“乃前年倭议初成,普天愤懑之时,让适以衔恤家居,每与同人论及时局,忧愤填胸,即妄有缀述,聊作豪语,以强自慰藉,大旨不出尊著《说群》之意,而未能精达事理。”在与汪康年的信函中说:“今日时局之危,黄种、儒教岌乎有不能自保之虑,寰宇通人自言以保教为第一要事,至于学派之小异,持论之偶差,似可勿论。”“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惜弟决计不应试,未得附名纸尾也。通函时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

从其所思所虑、所言所行中,不仅可见孙诒让勉力跟从梁、汪诸人积极参与时务的步伐,也可于这些时代精英的风云际会间,见其时知识群体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作为担当。

三、兴办实务:承经世致用之传统

永嘉地域文化的事功传统和经世致用思想,赋予孙诒让勤于思、敏于行、求实效的行为方式。一旦立定教育启民智、实业救国家之志,他即以家乡瑞安和温处地区为实践领域,以兴教育、办实业为实践路径,行启迪民智、变革社会之实务,从埋首书斋的经师,转型成为四方奔走的教育家、实业家。

晚清上海强学会会刊《强学报》第一号

“近者五州列强竞争方烈,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鉴于此种认识,孙诒让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积极兴办地方教育。光绪二十一年(1895),瑞安算学书院成立,后改为瑞安学计馆,教授“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此后,先后创办瑞安方言馆、永嘉蚕学馆、瑞平化学学堂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温处学务分处正式成立,孙诒让任总理。原来民智闭塞、文化落后的温处两府,因此成为浙江近代史上的教育发达地区。据统计,温州、处州两府在1896年至1908年里,创办各级各类学校309所。其中243所为学务分处领导所建,占总数的78%。1908年孙诒让逝世后,温处两府办学数量急剧下降,从111所降至46所(据李海英《朴学大师孙诒让传》)。孙诒让以其兴学成就被授予学部二等咨议官,浙江学务议绅,1907年被推举为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其对浙南教育事业的贡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兴办温州地方工商实业,是孙诒让实现救国图强目标的重要领域。他深知经济发达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制定的《兴儒会略例并叙》中,特制集资入股条例,详述从二三万股、二三十万金到千万股、万万金可分别做购商轮、分洋商之利,造机器纺织各局、保中国利权,购大轮船、与外国商人抗衡海上,造铁路、利陆路运输,开煤矿五金矿制造铁舰枪炮各厂、不致仰给于西人等不同事业,如此则“复仇雪耻之大功,庶或可望告成”。虽是纸上擘画,而其殷殷诚意可感,读来真切感人。

擘画之外,也有实际经营,涉及蚕桑柑橘、渔业捕捞、矿山铁路、交通运输等行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黄绍箕等人集资组织瑞安务农支会,订立章程52项,收股80,购地40亩,试种桑树和瓯柑。光绪三十年(1904),集股万元组织富强矿务公司,试图开采永嘉孙坑铅矿;与同乡项湘藻等租湖广轮船航驶瑞沪之间,建大新轮船股份公司;集资创办东瓯通利公司,购人力车辆试行于府城,倡建人力车公司。

同样因其兴办实业之成效,孙诒让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推举为瑞安商会总理。

永嘉学派的思想涵育和导引了孙诒让以匡救时弊为己任、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而孙诒让于地方事务中的各种踏实践行,又何尝不是对永嘉学派内涵和精神的丰富与充实?“素抱在经世,文章兼事功”,孙诒让的治学理念和成就,与其社会公义之举之间,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孙诒让于学术文化,原本即抱文随时移、因时而兴的开明理念:“自来文化之盛衰,视国家之宗旨为转移。汉重经术,而贾、董、许、郑诸儒蔚兴;宋尊道学,而程、朱、真、魏之伦辈出;唐尚诗赋,而人擅词章;明崇制艺,而户诵经义,皆其明效大验也。我朝右文稽古,超越古今,经史朴学,大师相望。近以科举之弊,竞趋利禄,欧美科学,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国势未振,实由于是。”故此,他据朴学专著《周礼正义》而撰用世之作《周礼政要》,其义即在于“《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是故“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以备裁择”,“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从传统经典中为国家强盛寻求思想资源。其著《墨子间诂》的一大缘由,既在于其中蕴涵的种种思想的、实业的、技术的因子,合乎实业救国的时代之需;更在于他对墨子“用心笃厚,敢于救世振弊”的认同。孙诒让在兴办教育和实业中,全身投入,力排阻力,捐款捐物,其劳瘁苦志、坚韧不拔之德行,即被章太炎称为“大类墨氏”。

四、珠璧联辉:臻内外双修之境界

长期以来,孙诒让因其家庭环境、养成方式,特别是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被看作是一位孕育于古典儒宦之家、究心于传统学术并以此立身扬名的学问家。江南自古堪称中国人文渊薮,清代朴学更以江浙皖为其中心地域,梁启超曾说:“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孙诒让随父游宦于此三地,与其间的学者、名士、经师俞樾、潘祖荫、黄绍箕、戴望、莫友芝等交往密切,他们对孙诒让知识结构、价值理念的建成,起有极其重要的夯造之功。故在孙诒让的生活、事业、思想层面,传统学术都是其内在修养和立身处世之本。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具有明显的“西学中源”特征,既体现了他的历史局限性,也可见他总体居于传统文化营垒的基本格局。

然而,晚清时局之变,为孙诒让带来许多不同于传统士子的新听闻、新知识,引发出他不同于以往的新痛苦、新困境,迫使他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造就了他规范古典而又驳杂躁动的精神世界。他缘此而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迈出了顺势而为的积极、主动、开明和颇见成效的步子。因此,孙诒让的身上,并非只有古典的传统,也渗透着千丝万缕的时代印痕,新旧交织,繁杂缠绕,深刻地体现了知识精英之于自我完善的不懈努力。

孙诒让批校《怀米山房吉金图》书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相比于西学的科学、实用、强大,迫于时局危殆的残酷现实,出于有心救国的动机,孙诒让对原本书斋中传统考据之学的质疑乃至否定,已不是学术高下的比较与研讨,更丰富的意义在于其中饱含的学者的公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虽然晚清士人因其观念、定力不同而于实际生活各有选择,但孙诒让的经历却是他们的共同生活。因此,孙诒让的质疑,是一个时代的质疑;他的反思,是一个时代的反思。这种质疑和反思,深刻地体现了知识群体之于社会关怀的价值追求。

北宋思想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道出了学者据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孙诒让以其朴学研究、社会担当、自我良知与学术品格,作出了贴合于此的践行与努力。其情其行,令人由衷感佩。

扎实厚重、穷高极远、专精深赜的专业研究,是学者的本分和职责所在;而富有公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则是知识精英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是其超越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担当。因此,不论是锲而不舍地做基础性的专业研究、获取专精的研究成果,还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实现学术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都是学者自我磨砺、竭诚奉献的路径。而若能融会贯通不同路径而至内外双修之境,取得有深厚学养、有现实根柢、有实践历练、有社会关怀、有创新思想的原创成果,则正显学问之本、学力所在,正是值得期待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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